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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重视“读史” 引《长恨歌》讲述腐败危害

2019-05-22
22 2019-05

16:08

近段时间以来,中国百姓关注的电视节目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一度横扫各个卫视频道的明星真人秀节目不再霸屏,而《于成龙》《大秦帝国之崛起》等历史正剧,《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弘扬传统文化的节目,收视率异军突起,相当火爆。那些富有历史沧桑感的人物故事,那些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家名句,真切地打动了无数观众,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归属感。

追寻历史,呼唤传统,是当下社会文化回归的表现。而这背后强大的推动力在于,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历史,将历史思维贯穿于治国理政的每个层面。

习就是一位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的领导人,视国史、党史为继续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必修课。2015年8月,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山东济南举行,习专门写信祝贺。他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

“精忠报国是我一生的目标”

习在河北正定工作时结识的至交、作家贾大山,曾用“儒生”这个词来评价习。美国学者熊玠在《习时代》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习对中国历史的熟谙——这来自他骨子里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

2014年儿童节前夕,习来到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看望少年儿童。当看到正在练书法的孩子们写的“精忠报国”4个字时,他有感而发:“我从小就受这4个字的影响……精忠报国是我一生的目标。”

两年后,人民日报刊文报道了这个关于“精忠报国”的完整故事。习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母亲齐心经常带他去买书。“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工作。从中央党校到西苑的路上,有一家新华书店。我偷懒不想走路,母亲就背着我,到那儿买岳飞的小人书。”习回忆说。当时,岳飞的小人书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岳飞传》,一套有很多本,其中有一本是《岳母刺字》;另一个版本是专门讲精忠报国这个故事的。齐心把两个版本都买了。回家之后,齐心就给习讲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故事。习听完对母亲说:“把字刺到身上去,多疼啊!”齐心说,是疼,但心里铭记住了。

习想起这段往事时说:“‘精忠报国’4个字,我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他铭记在心的,是精忠报国的赤诚和胆略,是镌刻有历史印记的人生志向。

岁月增长,习的书单也在变长。有媒体曾整理过他的书单,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和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其中最多的还是中国历史文化典籍:《左传》《史记》《三国志》《贞观政要》《资治通鉴》……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来自内部的矛盾、冲突和来自外部的挑战、威胁,但能够始终凝聚人心的,是我们的历史传统。这些传统以一页页史书为媒,传承至今。习爱读史书,也希望年轻人多读史书。他说:“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2014年12月20日,他到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考察,出席了学生们举办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主题沙龙。习对围在身边的年轻人说,自己青少年时代非常喜欢阅读中华文化典籍,坚持一点一滴地学。他说:“直到现在,我一有空就会拿起一本翻一翻,每次都觉得开卷有益。”

2011年,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习以中华民族历来有维护国家统一的传统为例,向广大领导干部强调了研究学习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春秋时期,孔子修订《春秋》,包含‘大一统’思想。到了秦汉时期,‘大一统’已成为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主流。基于这种认识,各族人民都把维护国家统一看作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与责任。尽管在一些历史时期也曾出现过分裂局面,但统一始终是主流。而且不论分裂的时间有多长、分裂的局面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

在那次讲话中,习还引用了颇多古代典籍中的故事:孔子的“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汉使苏武的饮雪吞毡,文王拘而演《周易》,屈原逐而赋《离骚》……他总结说,这些历史经典体现了中华民族刚强坚毅、自强不息的传统。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 2015年11月3日,习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期间会见外方代表时说。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传承,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从“精忠报国”到开卷有益,再到文化自信,文化的传承得以存续,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有了更充足的精神力量。

“中国革命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1944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毛泽东称赞了郭沫若当年年初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要求在解放区重印这篇文章,“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习曾以此为例,告诫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在他看来,历史不仅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

2014年7月7日,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之际,习在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发表讲话:“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侵略和欺凌过中国。这段苦难历史使习感到剜心之痛:“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任何人想要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

中国在2014年通过立法增设了3个国家级纪念日: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30日,中国烈士纪念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3个纪念日,都与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艰苦卓绝的奋斗有关。这3个纪念日在设立当年,都有隆重的高规格纪念活动,习都出席,并在胜利日和国家公祭日发表讲话。一年后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中国邀请世界政要,举行了举世瞩目的阅兵仪式,习检阅部队并讲话。

中国近现代史也是一部奋斗的历史,一代代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前仆后继,奋斗不息。2016年11月11日,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习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功绩:“孙中山先生毕生奋斗,就是期盼中国成为‘世界上顶富强的国家’‘世界上顶安乐的国家’,中国人民成为‘世界上顶享幸福的人民’。”越是了解先辈的奋斗史,习便越是感到身负责任之重。他一再警示大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困难和风险要去战胜。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习重视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习曾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中共党史在他看来尤为重要。这些年来,毛泽东诞辰120周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陈云诞辰110周年、朱德诞辰130周年时,习都在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其中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更是长达万言。

在西柏坡考察时,习进一步说道:“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他对领导干部学习历史的要求也更为具体: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学习中共党史,深刻汲取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欺负的教训,增强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还要睁眼看世界”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处理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还是在对外交往中,“放眼世界,具有宽阔的眼光”一直是习对自己的要求。

在研究中国历史时,习也会将其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来思考。“明朝末年,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近代更是陷入了列强欺凌、被动挨打的境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社会统治者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看不到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拒绝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其他先进的东西。”习在谈到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原因时说道,“既从现实又从历史两个方面更好地了解外部世界,才能把我们的各项工作,包括对外工作做得更好。”

熟读国外典籍,深入感受其他国家历史传统,习留下了“走30里路借书”和“两次踏访海明威写作之地”的佳话。

据习回忆,在陕北插队时,有个来自北京的知青总在他面前吹牛,说自己有一本德国诗人歌德的著作《浮士德》。习听多了心痒痒,就跑30里路去找他借书。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习保证就是借来看看,肯定会还。结果,习看过之后被书中文艺复兴以来德国和欧洲社会历史的宏大背景所吸引,爱不释手。后来,那个知青每逢赶集的时候就找人传话:“赶紧把书捎回来。”没过多久,知青还是不放心,直接跑来找习。看着上门讨书的这位朋友,习打趣说:“你还真是到家门口讨书了,那还给你吧!”多年之后,习对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德国汉学家说自己很喜欢《浮士德》,就是当年看不太明白。对方说,我们德国人也不是都能看明白的。习笑言:“那看来不是因为我太笨。”

在福建工作时,习有机会去古巴。工作之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到海明威当年写作的地方去看一看。他说:“《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就想体验一下当年海明威写下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习找到了海明威写《老人与海》的栈桥,还在旁边的餐馆吃了顿饭。第二次去古巴时,习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了,他还是忘不了海明威,去了海明威常去的酒吧。在那里,他点了海明威最爱喝的“莫希托”,一种用朗姆酒配薄荷叶,再加冰块和白糖制成的饮料。在味觉体验的同时,他的思绪仿佛也进入了海明威生活的年代以及当时的美洲社会。

2013年3月,习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说:“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两个月后,在和希腊总理萨马拉斯会谈时,习又谈到了自己读过的不少希腊古代哲人的著作。他说:“(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古老智慧一样启迪着世人。”

熟知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习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从中沉淀出治国理政的智慧。他把这些来自历史和传统的智慧,融入了带领13亿多国人实现中国梦的伟业之中。

治国理政中的历史智慧

习通过宋太祖和李后主的对比,强调生活情趣非小事;以王安石、海瑞为范例,强调“宰相必起于州部”。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讲话说道。“世界上有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这些启示,是习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源泉。

反腐倡廉:引《长恨歌》讲述腐败危害

2013年4月,履新中国国家主席不久的习主持了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借鉴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提高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在那次集体学习中,习特别提出要抓作风建设。其实此前多年,习早就重视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2007年2月,浙江省委书记任上的习在《之江新语》专栏文章《生活情趣非小事》中讲了两则典故。

一则是钱俶进宝犀带。据《宋人轶事汇编》记载,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江浙地区的吴越国王钱俶,后为宋朝效力,被封兵马元帅。有一次,钱俶向宋太祖赵匡胤进献了一条非常贵重的腰带,被称为宝犀带。宋太祖接过腰带说,自己也有3条贵重的腰带,但和你这个不一样。看到钱俶一脸好奇,宋太祖笑着说:“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原来宋太祖将事关民生的3条河流比喻为自己的宝带,钱俶听到后大为惭愧,再也不敢做进献宝物以媚上的事情了。

另一则是《南村辍耕录》记载的缠足典故。南唐后主李煜的嫔妃窅(音同咬)娘美丽且擅长歌舞。李煜别出心裁地让窅娘用布帛缠住脚,把她的脚缠成小巧弯曲的新月形。窅娘套上白袜子,在六尺高的金质莲花上回旋起舞,李煜借以欣赏所谓的仙子“凌云之态”。看到国君如此,结果“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以不为者为耻也”。沉溺声乐享受、倦怠国政的李煜只当了14年国君,南唐都城便被宋军攻破,他自己也成了宋太祖的俘虏,最终在汴京抑郁而终。

风成于上,俗形于下。习在文章中写道:“这两则典故一正一反,说明了领导人在生活细节上体现出来的态度,绝不是小事。”

十八大后,习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突出强调我们党艰苦朴素、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中央以出台八项规定为切入口和动员令,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务实态度,厉行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切实改进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几年下来,成效显著。

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民心。2013年1月22日,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习告诫全党:“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他引用唐朝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诗句,讲述了唐玄宗懒政、官员贪污腐化导致唐朝衰落留给后人的警示。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自公元618年唐朝立国,到713年唐玄宗改年号为开元,经过几代人近百年的努力,唐王朝疆域广阔,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才辈出,进入了全盛时期。当时繁荣的都城长安,成为其他各国向往的世界中心。然而在太平盛世中,也曾励精图治的唐玄宗满足了、懈怠了。他终日和杨贵妃沉溺在享受之中,渐渐地不再过问朝政。

“渔阳鼙鼓动起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朝堂上,杨国忠等奸臣当政、一手遮天;边镇中,安禄山扩充军备、暗藏祸心。唐玄宗对盛世下的危情一无所知,他沉醉于《霓裳羽衣曲》优美的旋律,配上杨贵妃曼妙的舞姿,仿佛盛世会永远持续下去。755年,安禄山的辖区突然传来阵阵战鼓,而曾经威震四方的唐军像皇帝一样长期懈怠,在叛军面前迅速溃败。此时,唐玄宗才从《霓裳羽衣曲》的旋律中惊醒,但都城长安很快被叛军攻陷,他带着杨贵妃仓皇逃往四川。在马嵬坡,愤怒的将士杀死杨国忠,逼宫唐玄宗,要求处死杨贵妃。尽管万般不舍,唐玄宗也只得赐死杨贵妃,以平众怒。几年后,唐朝最终击败叛军,唐玄宗重回长安时,眼前只剩下满目疮痍的都城。他在抑郁中度过了余生,唐朝再也没能重回巅峰,最终在内忧外患中被割据的藩镇取代。随着唐朝的灭亡,中国从封建社会的高峰滑落,进入了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唐朝诗人杜牧曾在《阿房宫赋》中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来劝谏唐朝当政者吸取秦亡的教训。习借用古人之事,意在警示当今的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国力迅速发展,一些领导干部贪污腐化、脱离群众,引起了人民的不满。

对此,习毫不手软地打“老虎”、拍“苍蝇”。上至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一批国级、副国级高官,下到处级、科级等基层干部,一旦违法违纪,绝不姑息。如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凝聚了党心民心,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和信任。

治理国家:“宰相必起于州部”

把总结历史经验和进行现实思考结合起来,把汲取历史智慧和精心谋划未来统一起来,这是习从政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深厚的积淀,让他能剥开历史的层层面纱,抓住古人治国的成功经验,为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找出有益的借鉴。

“为官之义在于明法。”这是20多年前习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强调的。习提到的“义”是维护公正,伸张道义。在1992年出版的《摆脱贫困》一书中,习阐述道:“无明法不足以正纲纪,无纲纪就不能护公正,张道义。”他引用了北宋名臣包拯的名言:“法令既行,纪律自至,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

包拯曾在宋仁宗时任监察御史,后来官至枢密副使,是老百姓口中的“包青天”。宋仁宗年间,包拯曾离开汴京,任陕西转运使。他一路眼见旱灾严重,盗匪四起,百姓生活艰辛。但他认为,最令人忧虑的不是这些,而是官员执法不严、不公,朝廷的法令没有公信力。他因此写下《上殿札子》,上呈宋仁宗,指出了有法不依、执法不明的危害。他劝谏说:“法令既行,纪律自至,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意思是,只要法令顺畅,纪律和风气自然清正,那么就没有治理不好的国家,也没有不能教化的民众。

在执法过程中,包拯不畏权贵,执法严格。任监察御史时,他多次弹劾转运使王逵。王逵巧立名目盘剥百姓,激起民变后,又派兵抓捕,滥用酷刑,民愤极大。但是王逵与朝中宰相陈执中、贾昌朝私交甚好,又是宋仁宗的宠臣,因此有恃无恐。为此,包拯连续7次上奏章弹劾,最后一次甚至直接指责宋仁宗:“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一时间朝野震动,舆论纷纷。宋仁宗迫于压力,终于依法罢免了王逵。

此外,包拯还弹劾、惩治过当朝宰相、王爷的女婿等。在他权知开封府(即代理主持开封府的事务)期间,京城里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心存忌惮,于是收敛了很多。

直到法律法规日益健全的今天,官员能否秉公办事,是否执法严明,依然对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风气有很大的影响。正如习引用的韩非子名言:“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2014年3月,习在河南兰考的焦裕禄同志纪念馆会见5名兰考当地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时,第一个就见了兰考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赵雪廷。他嘱咐赵雪廷:“你肩上的担子很重,要当现代的‘铁包公’!”

2014年10月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中央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重大决策,深切回应了人民群众对于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法治价值的要求。这是党的中央全会上第一次专门讨论依法治国问题,本身就体现了习对法治问题的高度重视。

同是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在文章中提到了县官:“古时候,人们以‘七品芝麻官’来喻指县令的官微权轻,有贬损之意。其实,当好一县之长何尝容易。我曾担任过县委书记,每与同行谈起,大家总有一致的感慨:官不大而责任不小。”

2015年1月12日,习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他讲道,古人早就总结出“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一规律。那一次,他列举了王安石、海瑞等人从县官做起,终成一代名臣的例子。

北宋王安石年仅21岁就中了进士,被授予淮南节度判官。任期满后,他主动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出任鄞县(位于今宁波市鄞州区)知县。王安石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县库存量,救济灾民。他了解到大旱期间贫苦农民青黄不接,就允许百姓向政府借贷粮食,到收获时低息偿还。此外,他还带领民众疏浚东钱湖,解除了困扰乡民多年的水旱灾害,使原本丧失灌溉功能的东钱湖成了当地百姓口中的“万金湖”。这些在小小县域施行的政策,看似不起眼,实则日后成了王安石主持朝政,推行变法的“初稿”。

王安石才华横溢,重视教育。但是,鄞县虽地处江南,却连一个能当老师的人才都没有。为此,王安石遍访山野,寻找人才,终于找到了5位隐居山林的饱学之士。此后,王安石虽然离开鄞县,但当地办学重教之风早已兴起,考中进士的人越来越多。到了南宋时期,更有“满朝朱衣贵,尽是四明(当时宁波地区的别称)人”的说法。

相比于王安石年少得志,明朝名臣海瑞直到48岁才出任浙江淳安知县,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干出一番事业。海瑞初到淳安,得知富人田产广布却很少纳税,贫苦百姓即便绝收,也要缴纳重税的“不均之事”。他当即决定重新清丈土地,规定赋税。负担减轻后,原本逃亡在外的不少农民返回故乡,淳安社会又焕发出生机。

海瑞在知县任上勤勉节俭,当时的浙江总督胡宗宪称赞说:“我听说海知县为老母祝寿,才买了两斤肉,可敬。”但恰巧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因为觉得招待不周,把驿站的小吏倒挂起来痛打了一顿。海瑞赶到后说:“胡公以往巡视各地,命令所有地方不要铺张。现在这个人行装丰盛,一定不是胡公的儿子。”他命人打开胡公子的钱袋,看到很多黄金,便没收入了县库。随后,海瑞派人报告胡宗宪,尽管此人是真的胡公子,但胡宗宪非但没有责怪海瑞,反而对他敬重有加。

有感于几千年历史中的国家治理经验,习非常重视对基层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希望他们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争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牢基础。为此,习专门引用了做过知县的郑板桥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为民:西门豹的工作方法,正考父的谦恭之心

在习的众多讲话中,“人民”和“责任”是出现频率很高的两个词。领导干部如何树立在人民心中的威信?“跟着群众跳火坑”是习的形象比喻:“我们的方针再正确,如果不被群众理解,也难以贯彻执行。如果群众不听,你就先跟着群众走,群众跳火坑,你也跟着跳下去。群众觉悟了,从火坑里爬出来,最终还是要跟你走。群众跳,你不跳,干群关系就疏远了。你一起跳,感情上拉近了,工作就好做了。”

这个对工作方法的形象讲述,其实就是要求领导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努力提高群众的信任感。2004年,在浙江省瑞安市基层干部座谈会上,习提到了《史记》中西门豹是如何讲究工作方法,在群众中树立威信的,以此要求广大干部创新方法改善干群关系,既要教育群众,更要服务群众。

《史记》有言:“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春秋时期,子产治理郑国,由于他明察秋毫,百姓不可能欺骗他;子贱是孔子的学生,他做官为政的重点在教化,身不下堂、鸣琴而治,百姓受到感化,不忍心欺骗他;西门豹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他治理邺,注重工作方法,以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方式,不站在百姓的对立面,百姓不敢欺骗他。

魏文侯时期,西门豹出任邺令,他问百姓有什么难事。有人说,因为给河伯(即河神)娶妻,弄得本地民穷财尽。细细一问,原来当地的官吏、长老和巫婆每年以给河神娶妻为名搜刮民财、中饱私囊,还要小户人家献出女儿,投入河中,“嫁”给河伯。由于这一习俗在当地人心中根深蒂固,西门豹很讲策略,没有硬来,没有直接站在百姓的对立面。

到了给河伯娶妻那天,西门豹来到河边,看到了马上就要献给河伯的新媳妇,说:“这个新媳妇不漂亮,我担心河伯不满意。麻烦巫婆去禀报河伯,换一个行不行。”说罢,他就让人把巫婆扔进了河里。许久不见巫婆上来,西门豹又让人把巫婆的几个徒弟扔进去,让她们去催一下。眼见还是没人出来,西门豹说巫婆和徒弟都是女人,说不清楚,麻烦长老去说明情况,于是又把长老扔进河中。自始至终,西门豹弯着腰,貌似恭敬地站在河边,而站在他身后的官吏和其他长老心惊胆战。当西门豹再回头,准备让其他人接着去时,这些人全都吓得跪在地上叩头求饶。西门豹见目的已经达到,就说:“看样子河伯要留他们做客。好了,散了吧。”从此,邺县的官吏、长老再也不敢提给河伯娶妻的事了。天长日久,百姓们也摒弃了这一恶习。

正所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在2013年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详细地讲述了正考父的故事,借以告诫各级干部:当官要为民,切勿骄傲自大、脱离群众。

据史料记载,正考父是孔子的七世祖,春秋时期宋国的上卿,也是宋国第二位君主的直系后代,家世显赫。正考父博学多才,文武兼备,深受宋国几代君主的器重,威望很高。

在春秋时期,上卿是诸侯国里地位很高的重臣,但正考父为人处世谦虚低调,性情温和,生活更是俭朴至极。他在家庙的鼎上铸下铭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大意为:自己先后被三位君主委以重任,每一次都诚惶诚恐——第一次弯腰受命,第二次鞠躬受命,第三次俯身受命;平时走路贴着墙根,生怕别人说他傲慢;煮粥不论稀稠都在这一个鼎里,能糊口度日就够了。

“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很有感触。我们的干部是党的干部,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更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习说。

外交:从崔致远、阿倍仲麻吕谈睦邻友好

“百金买屋,千金买邻,好邻居金不换。”2014年7月,习在韩国首尔大学演讲时如是说。执政4年多,有媒体总结出了习式外交的几大特点,其中之一便是重视周边、抓支点国家。中国与周边国家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其中不乏精彩的故事。在首尔大学的那次演讲中,入唐为官的新罗人崔致远和万历援朝战争中的明军将领陈璘都被习提起。

崔致远12岁时只身渡海入唐,虽然当时已是唐朝晚期,但盛世的余韵犹在。像很多新罗留学生一样,崔致远年纪轻轻就进入国子监学习。17岁时,他参加唐朝科举考试,金榜题名。消息传回新罗故乡,崔氏家族举族同庆。但崔致远志存高远,没有就此衣锦还乡,而是选择留在唐朝发展,先后做过县尉和淮南节度使的幕僚。黄巢起义期间,崔致远起草的《檄黄巢书》言辞凌厉,其中名句“不惟天下之人皆思显戮,抑亦地中之鬼已议阴诛”传于天下。在唐朝期间,崔致远广交文人名士,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留唐16年后,弟弟拿着家信希望接崔致远回乡,他这才和弟弟一起返回新罗。崔致远以唐朝三品官衔荣归故国,受到了新罗国君的重视。回国后,他传播汉学的热情不减,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终成“东国儒宗”。直到今天,崔氏后人还回到崔致远生活多年的扬州祭祖,扬州也建有崔致远纪念馆。

在露梁海战中牺牲的明朝将领邓子龙和朝鲜名将李舜臣人们早已熟知,但邓子龙的上司陈璘的故事却鲜为人知。万历援朝战争后期,陈璘被任命为御倭总兵官,统领援朝明军。丰臣秀吉病死、日军撤退时,正是陈璘令邓子龙配合李舜臣截击敌人。邓子龙和李舜臣双双战死后,陈璘果断派军支援,痛击日军。随后他领兵西进,烧毁敌船数百艘,杀敌两万余人,生擒日军大将数名,为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明朝灭亡后,陈璘的后人陈泳溸不愿降清,便迁往当时的朝鲜,其后裔一直在今天韩国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如今,韩国的陈氏后人常到陈璘的故乡广东祭祖,留下中韩友好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与其他周边国家的交往中,习同样善用历史典故。2015年5月,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在北京举行,习在会上发表了讲话,有日本与会者说:“听完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很多人都哭了。”在中日关系复杂敏感,甚至还存在不少消极因素的情况下,习巧妙地用阿倍仲麻吕和李白的友情触动了人们的内心。

阿倍仲麻吕是著名的日本遣唐留学生,入唐后改名晁衡,在国子监学习,后来考中了进士。他备受唐玄宗厚遇,官至客卿。他在唐朝待了37年,56岁高龄时,由于思乡心切,才返回日本。得知这一消息后,唐玄宗任命他为唐朝回聘日本使节。任命一个外国人为本国使节,这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足见唐玄宗对他的信任。然而,在归国途中阿倍仲麻吕乘坐的船遭遇风浪,有人误传他溺亡。他的好朋友、“诗仙”李白闻讯悲痛不已,写诗《哭晁卿衡》悼念他:“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阿倍仲麻吕后来看到李白的诗,百感交集地写下《望乡》,作为回应:“卅年长安住,归不到蓬壶。一片望乡情,尽付水天处。魂兮归来了,感君痛苦吾。我更为君哭,不得长安住。”1978年和1979年,日本奈良和中国西安相继建了“阿倍仲麻吕纪念碑”。

习用生动的历史故事回忆中国和周边国家友好交往的历史,以古喻今,告诉世人亚洲命运共同体源远流长。在更为宏大的“一带一路”建设中,他同样善讲历史。去年4月29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探讨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习说,中央政治局安排这个题目,主要是想通过了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总结历史经验,为新形势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借鉴。正如习所言,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友谊之路。

2014年9月,在对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在塔吉克斯坦《人民报》和“霍瓦尔”国家通讯社同时发表了题为《让中塔友好像雄鹰展翅》的署名文章。文中提到西汉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故事。同年,习访问德国,在柏林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时说:“历史上,郑和下西洋,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推行经贸和文化交流。郑和舰队这么强大,却没有进行过任何侵略,而是调节纠纷,打击海盗。中国奉行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给予邻邦巨大帮助,交了很多朋友。”

据《汉书·张骞传》记载,汉武帝时期,本是侍从官的张骞奉命西行,寻找不知所踪的月氏人,希望联合月氏抗击匈奴。途中,张骞被匈奴扣押,滞留10年后才趁机逃出,抵达西域。在归途中,张骞再次被匈奴扣押,一年后才逃回长安。几年后,汉军击败匈奴,夺取河西走廊,汉武帝命张骞再使西域。在第二次出使时,张骞遍访西域诸国。随他来到长安的西域使者回国后报告了汉朝的强大,汉朝在西域的政治影响力迅速上升。以张骞通西域为契机,汉朝和西域国家的交往增多,丝绸之路由此开辟。此后千年间,包括现今塔吉克斯坦地区在内的西域诸国,与中国的交往非常紧密,丝绸之路畅通无阻。

张骞出使西域的千年之后,郑和在15世纪七下西洋。此前,中国周边国家局势动荡,东南亚各国相互征伐,关系不睦。郑和虽然率领着强大的舰队,但一直推行和平外交。他到达爪哇岛时,岛上的东王和西王正在交战。西王以为郑和是来援助东王的,误杀船员170人。军官们马上请战,要为船员报仇,但被郑和阻止了。他认为,如果开战,其他国家也会以为明朝使团是来侵略的。事后西王惶恐请罪,还要以6万两黄金作为赔偿,郑和和平处理了这一事件,并放弃了赔偿。西王很是感动,自此与明朝相处和睦。

在临近爪哇的苏门答腊岛,当地华人对郑和说,海盗陈祖义四处劫掠,请求郑和铲除。郑和随即兴兵剿灭了陈祖义,斩杀海盗数千人,烧毁海盗船数十艘,维护了当地的安全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陈祖义本人被郑和生擒,随后押回京城,依律处斩。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丝路精神,把中国的发展同沿线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梦同沿线各国人民的梦想结合起来,赋予古老的丝绸之路崭新的时代内涵。通过生动的历史典故,习唤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对丝绸之路的美好记忆,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2017年1月18日,习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在这篇精彩的演讲中,习旁征博引,提及诸多生动的历史典故。他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讲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能否成立人道主义组织?能否制定人道主义公约”的“杜楠之问”讲到红十字会的应运而生……习说,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面对各国关切的问题,习坦言“我们要从历史汲取智慧”。

重视学习历史和总结历史经验并加以运用,善于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和道路,这是我们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身为一位中国共产党人,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将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有机地融入治国理政的新实践中。这份深远的历史眼光、深厚的历史智慧、深邃的历史思维,殊为不易。中国拥有这样一位深具历史思维的领导人,是人民之幸,国家之幸,也是世界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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