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习书记在生活上跟基层干部没啥区别”——习在正定

采访对象：崔时欣，1943年生。1974年到正定县委办公室资料组工作。1996年提前退休。

采 访 组：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4月17日

采访地点：正定县崔时欣家中

采访组：崔时欣同志，您好！习同志1982年刚来正定县的时候，您是最早见到他的工作人员之一，请您讲一讲当时的情景。

崔时欣：习书记是1982年春天到的正定县。当时，我们新建的县委办公楼正在施工，还没盖好，县委还在一排老旧的平房办公。那排平房一共7间，第一间是值班室，后面6间是办公室，供县领导办公用。

那天，我正好在县委办公室值班，习书记坐的车开进院里来，我是第一个见到他的。车一停，一位省委办公厅的同志和习书记就下车了。我一看，习书记穿着挺旧的一件衣服，但人很年轻，很精神。

省委的同志问我：“书记在吗？”

我说：“在呢，你们先进屋坐一会儿，我去叫冯书记。”

冯国强书记在那排平房的最西头办公，我就把他叫出来了。

冯书记跟他们见了面，谈了一会儿话，随后就找到我，跟我安排说：“习同志到咱们县来当县委副书记，你给腾出一间房子来让他办公吧！”

我就在那一排平房当中找了一间闲置的屋子，帮他收拾。那个房间里有一张床，一个黄色的木质办公桌。因为这间办公室长期没人用，里边都是尘土。我把习书记的行李从车上搬下来，屋里收拾干净，东西都放好。这个过程中，习书记也一直没闲着，和我们一起干。收拾好了，屋里利落多了：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书橱，还有脸盆、暖壶啥的。随后，我又给他找来两把椅子。这样，如果办公的时候有人来访，三两个人也能坐得下了。

采访组：您和县委的同志当时知道他父亲是习仲勋同志吗？

崔时欣：一开始并不知道。后来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县委的同志有了一些传言，说习书记是中央一个大官的儿子，来正定之前是在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当时我就有点搞不清楚：中央领导里面，姓习的我只知道习仲勋同志，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副国级的大干部。

时间长了，跟习书记熟了，我上看下看左看右看，怎么看他都不像个高干子弟。他跟我们普通工作人员关系都特别融洽，我们大多都抽烟，他抽烟不多，但平时看文件或者谈事情的时候也抽。有的时候，一起开会或者谈事情，他拿出烟来，经常分给大家抽。有时候他自己没烟了，也管我们要：“老崔，来根烟！”

我们那时候都抽特别便宜的烟，一开始还不好意思给他。我说：“我这烟‘不呛’，你抽得惯吗？”那时候烟厂的工艺落后，人们抽烟也不讲究，认为烟“有劲儿”，味道足，呛嗓子的抽起来过瘾，就算是好烟。便宜的烟就“不呛”。习书记从来不挑，他说：“我平时也是抽这个，‘不呛’我也抽。”

我就想，高干子弟能抽这烟吗？他们怎么也得抽“中华”吧？习书记跟我们抽这种几分钱一包的烟，他能是高干子弟吗？我慢慢觉得，他应该不是什么大官的儿子，在生活上跟我们老百姓，跟我们基层干部，没啥区别。

我们县委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有一次，我们工作之余在办公室看电视，正好新闻上有中央一个会议的报道，习仲勋同志出现在画面上了。

我们的副县长就问习书记：“老爷子身体怎么样？”

习书记笑而不答。

旁边的赵建军同志直接问：“习书记，人们都说你是习老的儿子，你到底是不是？”

习书记笑笑说：“这个事，我不否认。”

这一下，大家就都知道了，原来习书记就是习仲勋同志的儿子。但从那以后，我们县委的普通工作人员非但没有因此和他疏远，反而关系更亲近了，而且亲近当中还更佩服他了：你看，人家一个副国级领导人的孩子，从中央国家机关下到我们小县城，工作那么兢兢业业，和我们普通人的关系这么好，生活这么简朴，真不愧是老革命的后代。

采访组：习同志艰苦朴素的作风当年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请您从衣、食、住、行几个方面谈一谈。

崔时欣：先说说他穿的衣服吧。习书记在正定期间，平时穿的最多的就是一件绿色的旧军装。他稍微“像样”一点的衣服，就是一件灰色的西装，也挺旧了，平时很少穿。有时候他回北京探亲，也会换件衣服。他平时很少戴帽子，冬天冷或春秋刮大风的时候，戴一顶很平常的军便帽。至于裤子和鞋，也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可以说，习书记穿的戴的，没有一件是“高级货”，他什么时候都是和我们老百姓一样的穿着打扮。

采访组：习同志平时吃饭都吃些什么？都在县委食堂吃吗？食堂的伙食怎么样？

崔时欣：我们县委和政府分开办公以后，食堂也分成了两个，但相距不过100米，不仅浪费地方，人工、燃料、食材都造成不小的浪费。所以没过多长时间，县委和县政府协商了一下，还是把食堂合并在一起了。

习书记基本上一日三餐都靠这个食堂来解决，所以他每顿饭必须要在食堂开伙的时候来吃，否则就只能饿肚子了。他刚来的时候，为了熟悉情况，每天骑自行车奔波于各个乡镇，有时候下乡回来晚了，到食堂去，赶上饭点了，就能吃口热乎饭，错过饭点了，饿肚子也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我正好也有些事拖住了，来食堂也比较晚，所幸还有温乎的馒头和菜。等我快吃完的时候，习书记才刚从乡下赶回来，那个时候，食堂还剩一点菜，馒头也彻底凉了，也没有汤了。

我说：“习书记，你咋才回来？都没啥吃的了。”

他说：“是啊，回来晚了。”

习书记打了一个菜和两个馒头，都是凉的，就坐在那儿吃了起来。

我说：“习书记，我给你弄点热乎汤吧。”

结果我一看，汤也没有了。习书记说：“没事，这有热水，我自己做个汤。”然后，他倒了一大碗热水，往里面放了一点点酱油，就做成了一碗“汤”。

我说：“习书记，你可真能将就！”

习书记经常下乡，所以他总是吃不上热乎饭，有时候还要饿肚子。一次两次的还没啥，时间长了他就得了胃病，还住了院。后来县委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给他弄了个煤油炉，还有一口小锅，吃不上饭的时候，张银耀就可以给他煮个挂面，卧个鸡蛋，有时候他自己也煮挂面。

有一次，我跟他闲聊说：“习书记，你怎么成天光吃挂面呀？你也弄点别的吃嘛！”

他毫不在意地说：“咳，没事儿！随便吃点儿，不饿就得了。”他这话带着浓重的北京口音，我听着觉得特别好玩，印象很深，至今好像还在耳边。

有一年，县委和县政府联合搞了一个“小灶”，其实就是腾出一间空房，摆上桌子椅子，让领导们在屋里吃饭，让服务员把饭菜给他们端过来。习书记去了一次，吃了一顿，后来就再也没去，以后还都在食堂吃，拿饭票和大家一起排队。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小灶”吃了，他也没说啥“不搞特殊化”之类的道理，只是淡淡地说：“咱们都是一起工作的同志，我为什么非要到那儿去吃。”

有时候他下乡调研，中午赶不回来，就在乡镇吃饭，去近的乡镇都是骑自行车，去比较远的会坐县里的吉普车。有一次，司机跟我说了这样一件事。

他开车拉着习书记去一个比较远的乡镇调研，中午在那里吃饭，桌子摆好以后，乡领导给上了好几个“硬菜”，很丰盛地摆了一桌子。习书记就说：“怎么搞这个？不要搞这个，我吃顿便饭就行了。”乡干部说：“习书记，给你都准备好了，你就吃吧。”习书记说：“不行，不能搞这个，我就吃家常便饭。”

有了习书记的以身作则，“下乡吃饭要节俭”，在正定县领导班子里慢慢就形成了共识和习惯。以后县领导到乡镇视察、调研，都和习书记一样，在乡镇食堂吃便饭，或者到老百姓家里吃派饭，一律交钱、交粮票。和群众吃一样的饭，不搞特殊化，该给钱就给钱。

习书记来正定工作后，他北京的朋友经常过来看他。他们来了，习书记很少到招待所请他们吃饭，即使有也都是自己掏钱。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买几个罐头和菜在他办公室招待这些朋友。如果赶上周末，还会和朋友喝两杯酒。那时候的菜也便宜，十来块钱能买四五个菜，虽然没有多高级，但也挺可口，还挺不错。也有的时候，他朋友来了，他就上食堂打两个菜，但肯定也会自掏腰包。

有一次，习书记北京的朋友来看他，他就让服务员去一家回民饭店买牛蹄筋。过了一会儿，服务员买回来了牛蹄筋，是切的大块，用塑料袋装的。习书记跟服务员说：“你下次再去这家饭店，给他们提点儿建议，这牛蹄筋吃着挺好，但是切成大块，顾客吃着不方便，要是切得薄一点，顾客吃着就会方便一些。还有，牛蹄筋可以炒，可以烩，做的花样多一点，价钱也能卖上去。”后来，这家回民饭店的牛蹄筋果然有了更多做法，现在还能吃到他们炒的和烩的牛蹄筋，味道很好。

习书记回北京探亲，带的东西通常有两样，一样是我们正定的缸炉烧饼，还有一样是卤鸡，他家里人都很爱吃，习老也夸赞说真好吃。习书记也给卖这两样东西的饭店提建议：“你们做得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不去北京开店？”他们后来去没去，我不太清楚，但习书记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中总是这样，心里总是想着老百姓，想着让他们的生意做得更好，开拓更大的市场，挣更多的钱。

采访组：习同志在正定期间，是一直住在县委办公室里吗？

崔时欣：是的。习书记刚来正定的时候，就住在我们给他收拾出来的那间屋里，后来县委办公楼盖好了，他的家具几乎也没有什么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一个书橱变成两个书橱了。他屋里什么现代化的办公设备都没有，电话也没有，当时我们县委就办公室和组织部各有一台摇把电话，县领导都没有独立的电话。

习书记住的地方，也就是他办公的地方。他为了提神，每天都喝浓茶。服务员一天给他打一壶热水，但有的时候，我看习书记早上自己去水房打水。我就跟服务员说：“打水是你们的工作，哪能叫书记自己打水去？”服务员说：“有时候我们还没上班呢，书记就自己去打水了。”

还有一次，习书记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按照类别一叠一叠分开摆放好，准备分开处理。结果服务员进去给他收拾房间，把文件全都摞在一起，整整齐齐码起来。习书记回到办公室一看，沮丧地说：“得，我白忙活了。”服务员吃了一惊，说：“对不起啊，习书记。”习书记一点也没生气，对服务员和气地说：“没关系，你也不知道嘛。以后文件就不用收拾了，擦擦桌子就行了。”

采访组：习同志在正定时经常下乡调研，请您谈谈他出行方面的情况。

崔时欣：习书记刚来时，我们县委就一辆吉普车。领导又多，这个上这儿，那个上那儿，车根本不够用，没办法就跟别的单位借车，但是各局办的车也少。习书记平时都是骑一辆挺旧的二八自行车下乡，除非去远的地方，他才会偶尔坐一下汽车。有一次，习书记坐车到一个比较远的乡镇调研，结果车坏在半道了。我跟习书记说：“咱再买一辆车吧，现在就一辆，不够大家用的。”习书记说：“不要太浪费，有一辆车，只要不耽误要紧事就行了，反正我大部分时间都骑自行车。”

后来，习书记想了个办法：可以在北京买那种旧车，修好了，开回来我们用。习书记的意思是，不管老的还是新的，能跑、有车用就行了。我们派人去北京，找了两辆看着还不错的车，检查它有什么问题，再用其他车能用的零件给它换上，最后修好了，开了回来。

这两台车看着都快报废了，不能正常使用了，但到了我们手里，拾掇好了，又开了很多年，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习书记把这两辆车奖励给了下面发展好的两个乡镇。

采访组：衣、食、住、行都谈完了，请您再谈谈他平时的工作吧。我们听说习同志在正定期间工作非常繁忙，经常熬夜，具体情况请您讲一讲。

崔时欣：在工作方面，习书记一向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对别人则是尽量多加体谅。每天吃完晚饭，他就到我们办公室来看看电视，看完新闻，就回去批阅文件，他每天要批阅的文件特别多。上班时间弄不完，下班以后至少还要弄三四个小时，多的时候批到半夜也是经常的事。

习书记任县委书记后，要批的文件就更多了。大部分文件基本都会过我的手，所以我知道这个工作量有多大。我的工作内容是，先大致浏览内容，看是需要哪个部门去办的，就给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各发一份，比如涉及公安的，就有公安一份。光干这个活，我铆足了劲干，一天至少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完成，何况习书记还要一份一份仔细看，还要思考，考虑好了还要批意见。意见有的在文件上直接批，有的写的比较长，文件上写不下还要另附纸。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白天的时间，习书记有时候下乡调研，有时候和他请来的专家、顾问谈事情。最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就是接待上访的群众，习书记总是耐心地去了解上访群众的问题，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或者劝解他们。有的人觉得“打发”上访群众特别费事，但是习书记从来不是“打发”而是真给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习书记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很晚。每天的文件不批完，他是不会睡觉的。事情如果拖着，他也睡不好觉。但他对我们普通工作人员倒是非常关心，经常嘱咐我们要多注意休息。

有时候到了晚上，我们在加班，他在办公室工作累了，出来转一圈，看见我们的办公室亮着灯，忙着做事，他就说：“你们别太累了，早点休息吧。不要看我这儿亮着灯，你们就不走，该休息就休息。”转了一圈，他回去还继续工作。

除了批阅文件，他从外地请来的顾问、专家、各方面的人才，也经常和他“秉烛夜谈”。

采访组：习同志1985年曾作为县委书记到美国考察，他有没有和您谈起过到美国的见闻、经历？

崔时欣：1985年，习书记去美国考察回来后跟我聊天说，他在美国找了一些留学生，和他们开座谈会，座谈会实际上也是比较轻松的谈心。他问留学生：“你们毕业以后打算怎么办？”对这个问题，怎么回答的都有。有的学生表示：“中国现在改革开放了，需要人才，大学毕业以后，有回国的打算。”还有的学生说：“目前还没考虑好，会根据自己专业在哪里有更好的前景来决定。”但还有学生说：“美国给我提供了助学金，毕业以后，我得为美国人民服务！”

我说：“那您是怎么跟他们说的？”

习书记说：“我就跟这些学生讲道理。我说，‘你是中国人，你父母也是中国人，你为啥不为中国服务呢？有可能你有签好的工作合同约束，3年、5年，那你就按照合同办事。但是合同到期了，请一定回到祖国去，为中国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