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西门豹治邺是大家熟悉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讲到，“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子产是春秋时人，他治理郑国，明察秋毫，百姓不可能欺骗他。子贱是孔子的学生，他做官重在教化，身不下堂，鸣琴而治，百姓受到感化，不忍心欺骗他。西门豹是战国时魏人，他以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面貌出现，不站在百姓的对立面，顺利革除“为河伯娶妇”的陋习，带领百姓兴修水利，用重典治乱世，百姓不敢欺骗他。这些道理对于我们加深理解干群关系，不断改进工作方法不无裨益，应该好好体味。

——《在瑞安市基层干部座谈会上的谈话》（2004年12月26日），摘自《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

延伸阅读

民“不欺”，即“民服”，由于时代和认识所限，古代官吏以实现百姓服从为施政目标。《史记》记载：“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三则事例三种施政策略，一个亲力亲为，一个求贤自辅，一个威化御俗，虽然施政风格和理念差异很大，但都取得了“民服”的效果。

子产是春秋时郑国的著名政治家，他允许国人议论政事，并愿从中汲取有益建议。而对自认为有利于国家的改革，他却不顾舆论反对，强制推行。他“铸刑书于鼎”，公布成文法，积极推行经济改革措施，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把郑国治理得“门不夜关，道不拾遗”，百姓不能欺骗他。

子贱是春秋末期鲁国人，位列“孔门七十二贤”。治理单父时，他每天弹琴取乐，悠然自在，很少走出公堂，却把单父治理得很好。他的施政方案是“躬敦厚，明亲亲，尚笃敬，施至仁，加恳诚，致忠信”，重视选用当地贤人高士，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使得民“不忍欺”，做到“鸣琴而治”。

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魏国人。他做邺县县令时，调查发现基层官吏和巫婆神汉勾结，假借“为河伯娶妇”骗取百姓钱财。在河伯娶妻时，西门豹借口要向河伯禀告，把巫婆神汉、地方官员扔进河里，一举破除了这一民风陋习。而后带领百姓兴修水利，开挖了十二条渠道，把漳水引来灌溉农田；还颁布律令，禁止巫风，用重典治乱世，百姓不敢欺骗他。

在后世看来，子产是事必躬亲的典范，子贱是委任责成的楷模，西门豹则是严厉督责的代表。

做好群众工作，态度情感是基础，方式方法是关键。方法不对头，好心可能办坏事。习引述“三不欺”的故事，正是为了说明方式方法对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不能欺”的启示是为政应亲力亲为、明察秋毫，让公开透明、公平正义得到最大彰显。“不忍欺”的启示在于重用贤良、广施教化，用实际成效激发人，用真心诚意打动人，用崇高价值鼓舞人。“不敢欺”则告诉我们，法治方式和凌厉作风是纠治社会顽疾的良方，重典治乱、重拳执法才能实现风清弊绝、河清海晏。

做群众工作，习在年轻时就已经是行家里手。他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时，跑遍所有乡和村，乘车、步行几个小时到最边远的山乡视察，不只是嘘寒问暖，而且摸棉被、揭锅盖，去了解老百姓真实的生活状况，此为“不能欺”。在陕北农村插队，种地、拉煤、打坝、挑粪，什么活儿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修筑淤地坝、成立铁业社、建沼气池，与民为善、为民谋利的事他力求做到最好，在乡亲们眼中，他是个“吃苦耐劳的好后生”“贫下中农的好书记”，此为“不忍欺”。在正定工作期间，严肃清理农村财务，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在福州，带领市区领导两天接待逾700位来访群众，当场拍板、限期解决近200件问题；主政浙江，突出污染防治这一重点，确保环境安全，此为“不敢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