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厦门任了三年副市长，其中后一段时间负责常务工作，在改革开放和推动特区建设方面做一些工作。省委看到我在厦门有一些开拓精神，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经验，决定调我任宁德地委书记。贾庆林同志那时是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找我谈话,说：“省委想让你到宁德去冲一下，改变那里的面貌。宁德地区基础差，发展慢，开什么会议都坐最后一排，因为总排老九嘛。福建省有九个地市，没有实力，说话气不粗。你去之后，要采取一些超常措施，把这个状况改变一下。”当时的省委书记陈光毅和省长王兆国同志都非常支持和鼓励我。

我去了以后，马上就遇到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要治理整顿，大气候不利于采取超常措施。看到大家的心情是希望变，希望我来了以后带着大家变，没有看到我来了也是“光棍”一条，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奇迹。所以，我只能讲，治理整顿也是一种机遇，把大家心气提一提。我当时主要的思想是：这时候不能炒热。一般讲，刚来的时候，说一些让大家热血沸腾的话很容易，趁大家的劲“踢三脚”也容易，但是这个劲一挑起来，接着将是巨大的失望，我不能做这种事情。所以，我采取的办法是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有时还给添点冷水，而不是烧三把火。他们给我讲，闽东要干三件大事：开发三都澳港口、修建铁路、撤地区建市。我说，这些事要慢点来，因为我们的经济基础薄弱，不可好高骛远，还是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多做一些扎扎实实打基础的工作。

弱鸟先飞，滴水穿石，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少走弯路，就像龟兔赛跑，你还是可以取胜的。当然，这些都要有长期打算。

——摘自《习：我是如何跨入政界的》（习口述/杨筱环文），《中华儿女》2000年第7期